据介绍，目前已有计算模型能够计算各国的责能指数，具体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各国应该在全世界减排的任务中分摊多少责任和任务，要和历史上排放的二氧化碳挂钩。二是公共品的供给，富人应该多为公共品的提供出资、出力。历史上很少排放的发展中国家有进一步发展的权利，发达国家应该让出一部分排放的空间来，让发展中国家得以发展，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三是从责任能力来看，发达国家由于收入水平较高，应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
　　樊纲建议，要建立国家间联合减排计划与国际气候公约作为行动方案。具体内容一是要以历史累积消费排放计算各国的责任；二是按各国的人均收入和有支付能力人群的大小测定各国的减排能力；三是根据以上两个指标测算责能指数；四是以《京都议定书》国家中最低的人均累积实际排放为标准，设定加入强制减排协议的门槛；五是实现自愿减排的发展中国家，减排越多可以越推迟加入强制减排的国际机制；六是自愿减排的国家在参与国际碳交易的同时，可以提出自己的减排计划，邀请发达国家参与国家间减排协作计划。
　　他表示，公约中的发达国家需承诺，取消任何减排所需技术的封锁，并承诺资金配置。所承诺的资金可以部分用于建立基金支持国际间的战略性、试验性项目，主要部分则进入国家间减排协作计划。